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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3页）

我说是的。不只是考验他们的忠诚，还考验他们的坚忍。因为世上的真情不少，坚持始终的不多。上帝要看他们谁能信守誓言。也许男的耐不住孤独，首先转身离去，也许女的首先转身走开，也许他们两个都悔悟过来：“既然不能相聚，那就相约分离，谁也不能怪谁，只怪那裂开的山崖。”

“这就是结局吗？”阿娟脸上漾起凄怆的神色，“这个结局可是最坏的！”

“不，还有两种不同的结局，”此时，我觉得我的理智和感情已经溶为一体，跨过了我和乔文亚谈话时设想出的不可逾越的樊篱，思想清晰起来，我说，“这两个青年人各自分离后，战胜了撕心裂肺的悲伤，重又走上了各自的行程，男子又遇上了一个更加美丽温柔的姑娘；女子也遇上了更为勇毅英俊的武士。……啊！结果两人都同时赞叹：‘生活真是变化万端又分外美妙，原来所失去的并不过分可贵，现在才是我们的最佳归宿！’……”

“不！我并不认为是最佳归宿，”阿娟虽然略显伤感，却不那么绝望了，“你还是说说另一种吧！”

“那对青年男女隔崖相望，互相倾诉着忠诚的爱情，这些真诚的流露，感动了上帝，那上帝双手一合，那断裂的山崖又合了起来。……”

“这才是最佳归宿！”

“你不能过分乐观，他们也有一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遗憾，因为上帝的考验时间不会太短，当他们重新相聚时，两鬓已经花白了！”

阿娟长长地哀叹了一声。她还想再说什么，可是，她听见醒来的阿爸已经向我们走来。

（三）边界战役

黎东辉一边吸烟一边指着边界战役向我介绍为什么不打高平打东溪时，我还老是走神，一心想着我和阿娟的谈话有什么疏漏，那个临时编的故事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无形中，我已经介入乔文亚和她的命运，关心他们的悲喜了，黎东辉的声音却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中国同志对越南的支援是巨大的无私的，那时中国还刚刚解放，困难很多，还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朝鲜战争，那时候，我们人民军的308师还刚刚组建，我是团的参谋长，我深深知道，我的指挥能力很差，对大部队作战没有经验，部队装备更差，经过中国政府的允许，我们的308师和另外两个团（209团、174团）开到中国境内，给我们更新装备，帮助我们训练，在云南省的砚山和我的祖上的故乡广西靖西地区分别设立了训练基地。那时，由云南、广西两个军区负责我们的一切军事训练和物资保证。

“直到1950年的8月，韦国清同志率领军事顾问团到达越南时，我才和孙洪林同志相识，那时从师到团到营，都有中国同志作顾问，这些同志对越南的解放事业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尽心尽意。……你来看，当时我们人民军的指挥部设在高平东北方向的广渊，……”黎东辉指着边界战役示意图。“在当时，我们从上到下，一心一意打下高平，希望取得一次重大胜利，鼓舞全军和全国人民，因为高平是一个省会，打下来定会造成很大的震动。……在中国顾问团到达的时候，我们攻打高平的战役布署已经实施了，信心很足。……

“当时正是雨季，连日的暴雨，把高平一带的山林搅得昏天黑地，风吼雨啸，山洪狂泻，小溪里翻滚着浪花，山路泥泞难行。敌人飞机不能轰作、援兵行动极难。我们认定是攻打高平的最佳时机。越共中央在7月25日决定成立以武元甲总司令为书记的前线党委，由他担任战役的总指挥，大战在即，中国方面的最高指挥员陈赓大将和顾问团到达广渊，听取了我们总指挥部的报告后，对攻打高平提出了异议。

“当时，我刚由团参谋长升任团长，一心想在攻打高平中试试身手，对于这种异议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顾问团刚到前线不久，并不了解敌我情况，因而过分谨慎，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我们团的顾问孙洪林就有争论，当时我们两人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有不同认识，很难协调一致，有时弄得很僵，还远远谈不上配合默契。……这就是孙洪林要你来访问我的一个原因，错误让我自己说。……”黎东辉忍不住开朗地笑了。“你不信。回去问问孙洪林，那时候他竟敢骂我是法国远征军的战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还质问我：‘打了败仗你负责？’好家伙，好像这仗是我替他打的！……”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有趣有趣！这种争吵才真叫亲密无间哩！”

“我说，当然我要负责，完不成任务我宁愿上军事法庭！我是团长！……你应该尊重我的意见！你猜他怎么说，他向我吼道：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作客的！应当咱们两个负责！我想想也对，中国同志经过千难万险到越南来帮助我们是为什么呢？再说，中国同志的作战经验无疑是比我们丰富得多，而且是用胜利证明过的。……”

“标准的军人性格！”我感叹说，“对事不对人嘛。”

“当然也能想得通，一个人的指挥习惯和战斗作风不是轻易改变得了的。东溪之战，我们又争吵了一次，在最后的伏击战中，孙洪林竟然向我摔了茶缸子，可是，亏了他那一摔，我才没有上军事法庭，真正配合默契的是奠边府战役，我们团打得非常漂亮。……”

“当时为什么不打高平打七溪呢？”

“我得先说说当时越北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当时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3万人，仅在越北地区就有75000多人，大部份是守备点线，机动兵力不多，这是法军无法克服的弱点；但是，在印支的空军，大部份集中在越南北部机场，除了战斗轰炸之外，有四个空降营是不可忽视的机动力量，它随时可以投向关键的部位进行作战。在越中边境的平、谅山地区，法军处于守势，它沿着4号公路重点设防，像一条蟒蛇，……你看，如果高平是它的头，谅山是它的尾，那么东溪、七溪、那芩就是它的腰身……。

“这种线型防御很容易分割切断。……”我忍不住评论说，“我看法军驻越司令官是个笨蛋！”

“卡邦杰上将在法国来说还是个有名的将领，只是在别人的国土上，除了守备点线之外，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当时，法军在高平的部队大约只有1000人，我们集中的兵力达数万人，占有绝对优势。那时，我们非常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打下高平，就等于砍掉横在东北部边界的蟒蛇的头！这是当时我们的共识。……为了慎重起见，308师的军事顾问吴效闵和师参谋长阮土澄带着我们这些团营长和顾问们冒着大雨到高平进行阵前侦察。吴顾问为了抵近观察，竟然涉过汹涌的一条小河，不顾参谋长的劝阻，一直匍匐到高平城下，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颇使我感动，孙洪林就跟在吴顾问的身边。

“实地侦察后还不放心，要我们向当地群众了解高平城里的实情，当地群众虽然缺乏军事常识，他们描述的法军军事设施却很逼真。经过反复核实之后，得出了高平不好打的结论。……

“我的情绪顿时冷落下来，两万多人的主力部队，打不下一个千人守备的据点，我心不服，等于给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部队没了一瓢冷水。当时，孙洪林是打东溪的积极拥护者，在讨论新的作战计划时，我们又发生了争执。因为东溪的守军只有350来人，即使打下来也没有多大的价值，更何况在三个月之前，我们的174团在没有到广西整训时，就曾经攻下过东溪。只是法军在东溪四周投了一个伞兵营，才把东溪夺了回去，我军伤亡300人，法军也损失200多。……

“孙洪林则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我军有打下东溪的经验，在心理上就有必胜的信心。在军事会议上，陈赓大将对选定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作了辨证的说明。他说‘高平地势险要，三面环江，背靠大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原来估计敌人约一千人，这是很早以前的情况，在东溪之战以后，又加强了力量。进攻高平要渡水作战，一旦这块硬骨头啃不下来，或是久攻不克，就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我们应当看到上次东溪得而复失的教训，敌人会向我们的背后投下伞兵，我们反而腹背受敌。如果不胜，对整个战役就产生不利影响，在历次战争中，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因此，最好是打高平与七溪之间的东溪，取胜的把握比打高平大得多。我们把4号公路拦腰切断，高平便孤立起来，这就迫使高平和七溪乃至谅山的敌人出援。我们就能在敌人行进中创造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然后再攻打七溪，这样不但有必胜的把握，在大量歼灭敌人之后，高平乃至谅山自然会落进我们手中。……如果只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惜代价硬把高平打下来，最后还是落入敌手，枉自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应该说陈赓将军的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同时人民军总部领导也同意修改作战方案。可是，我的心里仍然不以为然。孙洪林给营连排干部上课，就专讲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专讲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他一连讲了七八个围城打援的战例，我的思想才有所转变，所以，我们团在执行边界战役计划上比较坚决。……

“顾问团和总部拟定了作战部署，以两个团、两个独立营和一个95炮兵团的绝对优势攻打东溪，我们的总兵力是7000人，东溪之敌只有350人，正好是守敌的20倍，我们的团没有参加，我本以为是牛刀杀鸡一举而下，没想到部队攻占了东溪外围据点后迟迟不进，守敌在空军的配合下实行反冲击，我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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